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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技以指数级速度重塑世界，我们该如何想象更远的未来？在《失控》《必然》之后，科技预言家凯文·凯利（KevinKelly）再度带来颠覆性思考——他的新书《2049：未来10000天的可能》将视野拉长至人类文明的全新尺度。面对"未来1万天"（约27年）的挑战，本书绝非简单的趋势预测，而是一份"与不确定性共舞"的行动指南。

在这场与观察者网的独家对话中，崇尚“技术极简主义”的他，KK鼓励大家尝试新科技后可以留存精选。谈及传统教学模式困境时，他认为课堂作用有限，而AI有助于推动个性化学习。谈及中美关系不确定性，他指出美国需调整心态。他还提出“酷中国”的愿景，认为中国可以向世界提供酷炫的科技、文化和艺术，重塑全球形象，引领全球风尚。

观察者网：凯文•凯利先生，感谢您抽空和观察者网对话。能获得这次对话机会我深感荣幸。要知道，您对许多人而言是活着的传奇。1993年您联合创办《连线》杂志，担任执行主编，现在是“资深游侠”。您创作了《必然》、《失控》等多部畅销著作。特别祝贺您刚发布首部中文著作《2049：未来10000天的可能》，目前没有并行英文版，这是您专为中国读者撰写的作品。这份心意令人感动。

我一拿到这本书就迫不及待开始阅读，立刻被字里行间阔激昂的独特魅力所吸引，阅读过程毫不费力，却能引发深度思考。现在我脑子里很多问题，在正式提问前，请您先对观察者网的读者和观众说几句好吗？

凯文•凯利：非常感谢。能参与这次对话是我的荣幸。我深深感激各位观众朋友的关注——因为注意力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稀缺的资源。此刻大家愿意把部分注意力分配给我，这份馈赠令我感动。希望接下来的分享能不负这份期待。

观察者网：谢谢！您在新书中提到，在与未来学家们打交道的50年里，您发现几乎所有预测（包括您自己的预测）都是错误的。但我不这么看，哈哈。1999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曾把您和一群未来学家“关”在海边酒店，要求大家畅想2054年的世界图景用于他的电影拍摄。后来这位大导演电影拍完，似乎把大家的畅想呈现得很完美。因为十年后多家媒体都给那部片子的技术预言打了高分。还记得那部电影吗？

凯文•凯利：记得，那部电影名叫《少数派报告》。当然，整个世界观构建是由多位未来学家共同完成的，不仅是我，我们整个团队都在为斯皮尔伯格打造2050年的未来世界。参与这部电影让我受益匪浅，因为通常我们讨论未来时总停留在宏观层面，但斯皮尔伯格要求极致细节：他们早餐吃什么？客厅沙发长什么样？这种对具体而微的细节的极致追求令人振奋，你必须深入推敲和想象。这正是我从那部电影中学到的宝贵经验。

观察者网：谈到预测，谈到未来，一开始是什么促使您思考未来？感觉您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探讨未来。为什么会想写最近的两本书（《未来5000天的世界》和《2026：未来10000天的可能》）？

凯文•凯利：确实，我的未来探索之旅相当漫长。最初我是个对科技兴趣寥寥的嬉皮士，但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我的认知视角。我觉得互联网与其他技术不同，它更具人性化尺度和社群属性，这吸引了我。当数字时代真正到来时，我清晰看到：那些提前思考未来、做好准备的人总能把握先机。

我决心成为不被未来突袭的“先觉者”，而是希望确保自己对即将发生的变革保持清醒认知。于是，我开始更关注于构想人类可能的轨迹——重点不在于准确预言，而在于建立对变革的免疫机制。

观察者网：您似乎对互联网的诞生早有心理准备，它的出现完全在您意料之中。而在新书中您提出的“镜像世界”概念是互联网的升级版吗？这个“镜像世界”会让人做坏事更方便吗？

凯文•凯利：简单来说，“镜像世界”类似于有些人所说的“元宇宙”，它包含数字孪生技术。想象你戴上一副智能眼镜——既能看到真实世界，上面再叠加了一层事物的数字版本。比如坐在自家客厅时，可以让朋友的虚拟化身“坐”在您身旁。即便画质尚未达到完全逼真，情感上仍会觉得朋友真实在场。

更广义的镜像是指将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在一起的镜像世界。我们拥有特殊的“神奇眼镜”让我们能够看到它，并且可以长时间佩戴，我们还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拥有可移动的数字屏幕。我们可以进行培训，可以拥有朋友的化身，可以拥有完整的虚拟世界。所有这些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混合在一起，或者我们也可以只看到真实的世界而没有其他东西。因此，这种真实、虚拟和数字的结合，就是我们戴着眼镜前进的方向。苹果的VisionPro，Meta的Oculus，中国的XREAL，很多产品都在尝试。我认为它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运作，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发展方向。因为我们能够预见它的未来，所以我们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观察者网：我意识到刚才的提问可能有些悲观了。当然，您一直以“激进乐观主义”著称，甚至在个人网站（kk.org）上写道：“即便每天看新闻，我还是觉得未来二十年会是全球繁荣期”。我们正在经历难以预测的2025年，从一场“过山车”般的贸易战，到欧洲、中东持续燃烧的战火。您是否还坚信未来二十年是全球繁荣期？

凯文•凯利：是的，我比以往更加坚定这个信念。但需要厘清的是：乐观主义不等于乌托邦幻想或盲目乐观。我们迎来的绝非没有问题的世界。恰恰相反，未来的挑战将比以往更严峻。之所以乐观，是因为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强于问题本身的复杂度。

我们正走在这样的螺旋上升路径上：新技术解决旧问题→催生新问题→更新的技术再突破……如此循环往复。这种动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在于，每个周期都带来更丰富的可能性：更多职业选择、更广能力边界、更多赚钱方式、更新认知维度。

我们只是拥有越来越多的存在方式、创造方式和赋能方式。总的来说，我们拥有了更多选择。在此过程中，我们不断制造事物、制造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再制造新问题。

观察者网：确实，科技为我们打开了无数大门，带来无尽可能性。人们称呼您为“互联网精神教父”，但您本人似乎对“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minimalism）的生活方式情有独钟对吧。

凯文•凯利：是的，我确实崇尚极简主义。这或许是个好习惯——至少对我个人而言，保持事物的精简状态非常有益。我运营着名为CoolTools（译名：“酷工具”）的网站，还主编电子刊物《Recommendo》（译名：“荐好物”）。虽然我试过好多工具，但最后只会保留少数精品，因为人的专注力是稀缺资源。

我的生活哲学是：广泛体验，精选留存。这是“极简主义”，也可以了理解为优化策略。人们完全不必为不使用某项科技而产生负罪感——比如暂时不想接触AI也无可厚非。但必须清醒认知每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所以，我劝说人们尝试新鲜事物，是因为不尝试就无法掌控。你落伍了，你被淘汰了，这都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不需什么都用。你也不一定非用AI。但就像开船，你不亲身掌舵，就无法掌控航向。

观察者网：网上在广泛讨论一个问题：“AI会取代人类工作吗？”。在您著作中专门有一节聊这话题，但标题是“AI不会取代大多数工作”。就拿编辑和作家这个职业为例，我们看到AIGC正导致部分媒体从业者失业，甚至有人因此断言新闻传播学是“天坑专业”。作为资深编辑和作家，您认为AI对您意味着什么？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凯文•凯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探讨。首先必须承认，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即便是最顶尖的AI专家对此也存在分歧。但基于现有证据，我们可以明确。首先，截至目前的数据显示，因AI失业的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是，随着未来技术演进，这种情况可能变化。但现阶段，AI对就业市场的实际冲击微乎其微。

其次，抛开我们想象的情况，看看现实在用AI的人，以文字工作者为例，专业编辑和作家们，一旦开始使用就每天都在用。没人会因为AI丢了写作的工作，尤其是编辑的工作。目前为止，大型语言模型虽然在写作的许多方面都很有帮助，但它们实际上并不能持续写出让我们想要一读再读的内容，只能零零碎碎地完成一些工作，在某些方面提供帮助。而专业的编辑和作家正是这样使用它们的——他们都在借助AI辅助工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被其取代。

正在将AI作为辅助工具而非替代品。现代编辑的工作角色正转型为“AI管理者”，有点像总监啊经理啊，在指挥这些“数字助手”完成流程里的特定环节。AI图片、绘画也是如此，生成的内容有时能用，有时还得人亲自出马调整才能完工。写代码也是这样。

人类始终掌握着两项AI无法取代的关键能力：一是处理复杂长期任务的能力，目前AI难以驾驭需要持续专注的多步骤复杂工作，还需要人来管理、引导；二是为作品责任担当。当工作结果出现问题时，如果人工智能产出了某样东西，而你不喜欢、觉得它不够好或者存在错误，我的意思是，AI不会承担任何后果。你对它毫无办法，无法让它为错误负责。但人类工作者会这样对老板或公司说：“我来做这项工作，如果结果有问题，我会修正它。你可以信赖我。”但目前无法信任AI，AI也不承担责任。如果它做错了，它可能打个哈哈就过去了。所以，人工介入是带来了人类的信任、责任承担和管理能力。

25年后情况会怎样？我不知道。目前也没看到新的变化。但趋势就是这样，但历史经验表明，从实验室突破到社会普及往往需要数十年周期。

观察者网：您的观点很有趣。谈到教育，我引用下美国白宫官网数据，自1979年以来美国教育部累计投入超3万亿美元，但标准化考试成绩显示学生水平并未提升。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正通过裁员削弱教育部职能，又借削减经费重创大学体系。根据您自述，您本人就是大学辍学生，您说自己的“教育背景单薄”。这不禁引发我们深思：在AI冲击下的新时代，大学教育的核心价值究竟何在？

凯文•凯利：这是个好问题，很值得深究的问题。当下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大学教育是否配得上其高昂学费？请注意，我们质疑的不是教育本身的价值，而是投入产出比。事实上，我相信现在许多高中生从YouTube（视频平台“油管”）学到的知识可能比课堂更多。教育体系正站在历史十字路口。

但数据依然显示，受教育程度与个人成就、幸福指数存在强相关性。问题在于教育形态正在发生范式转移：如今大学生更多是“在大学之外的学习”（learninginspiteofcollege）。AI的崛起正带来教育革命的三重证据：首先，学习方式正变得多元化和个性化；其次，学习节奏可以自己把握，传统的学科边界也在被打破；更重要的是，“成功”的评价标准正在重构。

我丝毫不担心AI对课堂的冲击，因为现行教育本就存在大量无效劳动。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掌握与AI协作的技能——这已形成新的能力维度。就像任何工具一样，AI使用存在显著的学习曲线差异：投入1000小时练习的人，其产出质量必然远超新手。

当前美国政府确实在“自毁长城”，这种短视行为正在瓦解美国传统成功模式的根基。但与此同时，技术变革也在倒逼教育体系反思，怎样让课堂更高效。双重力量作用下，现在的课题与我50年前的课堂几乎毫无变化。我相信教育会迎来变革，这也是必要的。

观察者网：确实，我们都期待教育体系能发挥应有作用。尽管存在像您这样自学成才的传奇人物，但我们还得去大学或教室学习吧……

凯文•凯利：要知道，如今学习早已不必拘泥于课堂。在YouTube（“油管”）上，你反而能学得更快。我们总把正规教育视为成功的唯一途径，总觉得那才是最高效的学习方式——但这种观念正在被颠覆。人们会逐渐意识到，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学校”：通过Zoom（线上软件）授课的老师，难道不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吗？课堂发展到最终的形态还不明朗，但很明显，至少我接触的多数年轻人真正学到的知识技能，大多来自校园之外。既然如此，他们又何必困守传统课堂里？

观察者网：我的下一个问题或许有些老生常谈：AI究竟会加剧还是缩小贫富差距与认知鸿沟？

凯文•凯利：问这个问题很正常。目前为止，关于人工智能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审视：AI应用未来可能的发展图景，以及过去五年的实际情况。当前数据显示，AI技术并未加剧社会差距。那未来会吗？

虽然这种可能性并非为零，但我认为概率极低。因为AI实际上是史上普及速度最快的技术之一，对多数人还是免费的。即便存在差距，也只会体现在“主动使用者”和“拒绝使用者”之间。

现有证据表明，AI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帮助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只要愿意学习使用，它能给能力最弱的人群带来最显著的提升。因此我认为AI更有可能缩小差距，这也是我所预期的方向。当然，扩大差距的可能性存在，但迄今为止的所有证据都指向“差距缩小”这个结论。

观察者网：我们刚聊的是教育，想再聊下商业世界。人们常把商业竞争比作战场，您在书中也写道：借助AI的思维框架和“战争迷雾”（FogofWar）理论，能更清晰地理解人工智能对企业战术和战略思维的影响。但另一方面，AI也更容易人为制造“战争迷雾”，让我们更难判断未来的长期发展走势。读到这段，我有些困惑。能否请您进一步阐释：如果把企业掌舵者比作军队指挥官，他们应当如何与AI协同作战？

凯文•凯利：因此，我并不认为AI的引入会给人类带来绝对优势。当对抗双方都拥有AI时，冲突依然存在——AI既会放大进攻优势，也会强化防御能力；既能提升战场透明度，又会加剧战争迷雾。它就像个放大器，让一切变得更剧烈、更庞大、更危险，同时也更安全。AI不会消除战争，而是改变了战争的性质。

这一点在乌克兰和伊朗的冲突中已现端倪：越来越多的战斗发生在机器之间。自主武器系统对抗自主武器系统，无人机群厮杀无人机群。听起来或许更可怕，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进步——毕竟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是人类伤亡。如果未来战争演变为机器之间的对决，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进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会消失，破坏依然存在，平民仍会间接遭受苦难，比如饥荒等问题。但至少，人类直接互相残杀的场景将大幅减少。

AI带来的根本变革在于改变了战争工具和作战方式。总体而言，用机器摧毁机器，远比人类自相残杀要好得多。这才是关键所在。

观察者网：所以您认为，AI为人类提供了工具和方法，但主导权仍在人类手中。您曾多次说过“方向比目的地更重要”，要更关注方向，而非结果。但现在流行一种说法“以终为始”。就企业管理和个人成长而言，您认为这两种理念是否存在冲突？

凯文•凯利：我认为注重发展方向对国家、企业和个人成长都至关重要。我们要保持灵活性和适应力，能随时转换思路，调整优先事项，同时保持乐观态度。既要忠于自己的价值观，又要对战略和技术保持高度适应性。从这个角度看，我并不认为这两种理念存在冲突。如果过分执着于既定目标，反而容易陷入次优境地、固步自封。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保持灵活性尤为重要。

观察者网：确实。谈到现在的世界快速变迁，中国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美国显然感到不安。您在书里写道，“特朗普现象正是这种焦虑与信心缺失的体现”，然后把中美关系比作婚姻。眼下这段“婚姻”显然不太和谐。在您看来，双方关系是否有可能更为和谐？该如何建立互信？

凯文•凯利：是啊，确实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情况。在我看来，特朗普只是美国不安情绪的表征，美国担心“不再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我认为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冲击。即使没有特朗普的愚蠢、小丑般的行径以及他缺乏能力这些因素，美国人还是会表现得很奇怪，因为我们过去一个世纪里一直不需要和任何人共享权力，或者至少在我有生之年的这70年里。而中国的崛起要求我们美国人必须重新审视自己。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的观念里就认为美国的方式是最好的，我们是第一，我们是在为其他国家塑造世界。现在，所有这些观念都受到了挑战，所有这些观念都必须重新思考，而这并不容易。所以我认为美国有很多东西需要改变。

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成熟，它需要成长。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变化很快，增长也很快，但它并不真正清楚自己想去哪里。它对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所以中国也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刻。这两个国家就好比是早婚的夫妻，他们需要学习如何相处，如何协作。所以我认为这种状况不会消失。即使特朗普下台，这个挑战也不会得到解决。你知道，这是一个两面的问题。

我不能过多地建议中国该怎么做，我只能谈谈美国该怎么做。首先，我认为美国应该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关税政策是极其愚蠢的，它主要伤害的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对芯片的禁运也是目光短浅的，它只会加速中国发展自己的世界级芯片的速度。所以美国正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目光短浅的，对我们自己非常有害，这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做的是和中国联合起来，共同走向未来。

观察者网：说到中国，您提出了“酷中国”的愿景。在书中，你认为“酷中国”会向世界提供很多优秀的AR（增强现实）、艺术作品和游戏。能详细聊聊这个观点吗？你最近几次去中国，什么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凯文•凯利：确实，重建互信或许可以从一个简单转变开始——让美国人觉得中国很“酷”。如果现在问普通美国人，提到中国能联想的三个词，恐怕没有一个词与“酷”相关。

我亲身经历过日本形象的蜕变。年轻时，美国人对日本充满负面印象，认为“日本制造”等同于劣质品。但这一切彻底改变了。后来，在很多人眼中日本代表着酷产品、酷文化，酷的旅行目的地。这种转变就发生在我有生之年。

中国也完全有可能重塑国家形象，如果中国持续创造全世界都渴望的顶尖产品。当“中国制造”成为卓越代名词时，距离“酷”就不远了。而且我认为，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这是触手可及的。

观察者网：在您的一生中，您用绘画与摄影记录了亚洲五十年的消逝光影。为什么选择亚洲？

凯文•凯利：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首先，我对亚洲的界定非常广泛——从土耳其到日本，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印尼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片大陆承载着当今世界三分之一甚至近半的人口。这里是人类文明的舞动之地，文化底蕴深厚，不仅保留着多元的原始传统，更孕育着多元的现代文明。

最吸引我的是亚洲独有的时空交错感：既延续着古老文明，又孕育着崭新未来。这种古今交融的特质在世界其他地区并不多见。我既沉醉于它深邃的历史长河，也着迷于它迅猛的发展速度，更惊叹于其内部的惊人多样性。

很幸运，我的旅行恰逢亚洲历史上一个独特时期。像我这样囊中羞涩的年轻人，也能深入探访那些曾经需要巨额资金、探险队和赞助商才能抵达的古老文明。这让我得以在传统消逝前夕，像乘坐时光机般沉浸式体验那些古老的生活方式。

观察者网：我总觉得KK（指凯文·凯利）的思维像多棱镜般璀璨。做客一期音频节目时您提到玩AIGC工具时，设定了三个角色：达芬奇、马丁·路德和哥伦布。这个充满隐喻的“三贤组合”对您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凯文•凯利：这源于我偶然发现的一个有趣现象。您刚才提到的三位旷世奇才（开启新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和画家达芬奇）其实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欧洲，但彼此并不认识。于是我虚构了一场雪夜围炉的相遇：三人一见如故，决定合作，这当然是纯属想象。我以这个虚构场景为起点，用AI深度构建了整个平行宇宙：共同创作了十部衍生著作、一部传奇史诗、一部迷你短剧，还有配套的维基百科词条。

与AI协同创作的过程给我带来前所未有的愉悦，这种共创快感甚至超越了阅读本身。我不在乎是否有人会看到这些作品，因为“合作创作”本身已是极致享受。这种“为一人观众打造精致世界”的理念，预示着未来每个人能与AI合作拍摄长篇电影——生成所有角色、场景和配乐，就像J·K·罗琳构建哈利·波特宇宙那样。每个人在自己卧室也可以轻易做到，或许这些作品永远不会示人，就像写日记、绘草图般私密。但当创作变得如此简单时，人们会纯粹为创造而创造，不必追求观众数量。很多作品确实不会有大批受众，但这又何妨？

观察者网：确实，我也很享受与AI协作，创作内容。但最近我发现自己花太多时间在消费内容，比如刷短视频。刷视频时总听到有人说“认知决定一个人的层次”。但您似乎有不同观点：“只要一个人的身份认同系于价值观而非特定技能组合，他就能更快适应变化”。该怎么理解这个观点呢？

凯文•凯利：我想强调的是，在2025到2049年这关键的25年里，人类最需要培养的特质是“动态更新”能力。当新现象出现时，随着知识储增长，人们更敢于改变想法，学习新技能，掌握新技术。如果你现在还在校园，未来将要从事的职业很可能现在连名字都没诞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液态思维”。

但现实中，人们常把自我认同与特定观点绑定，这就形成了“认知钢印”——因为害怕动摇身份认同而拒绝改变观点。更智慧的策略是，将身份锚定在永恒价值上：比如善良、慷慨、好奇心这些历久弥新的品质。当你的存在根基建立在不变的价值维度时，反而能从容改变对其他事物的看法，因为你的核心身份从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立场。

观察者网：听起来很有哲理。您写过很多富含哲理的书，比如《科技想要什么》（2011年出版）中，提到“科技和生命一定共同具备某些基本属性……机械的系统在生命化，生命的系统在机械化”。为那本书写序的姜奇平先生（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姜先生不久前也参与我们谈话节目。他也认为您的结论与工业化的理念正好相反，工业化赖以成立的世界观基础就是：人征服自然。能请您再多谈谈当时的观点吗？

凯文•凯利：我在研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时发现一个趋势：为了让机器更好地服务人类，工程师们正越来越多地引入生物系统的运作原理，比如免疫机制、神经网络等。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用工程思维改造生物系统——基因编辑、胚胎筛选等技术就是例证。这揭示了一个深层真相：自然界与技术界并非截然对立，它们实则遵循着相似的底层逻辑。

这不仅仅是关于人类本身，更揭示了一个本质：生物世界（自然界）与技术世界的差异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大，因为它们实际上遵循着非常相似的规律。我们几乎可以把技术视为一种源于自然界的生命形式——某种加速版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人类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机器，而且在某些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机械化（比如接受激光眼科手术这类操作）。我认为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演进——虽然尚未完全到达，但趋势已然显现。

关键在于理解：我们创造的技术领域并非与生命和自然对立，因为它本就源自自然，保留着许多相同的本质。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持续推动技术发展，让我们制造的物品越来越接近生命形态，从而更好地与自然兼容。这样的技术对自然的危害将远小于现有水平。

无论是机器人、飞行器还是太阳能设备，都有巨大潜力通过仿生设计变得更环保、更有机。技术本质上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就不该以“反自然”为由拒绝科技进步，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广阔的探索空间，因此应该持续推进，而不是因为认为技术“违背自然”就拒绝它。

观察者网：您接触过那么多的未来学家。是否还有一些您尚未合作过但渴望合作的同行呢？无论他们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凯文•凯利：很遗憾，我对中国的未来学家群体了解有限。现在我的目标之一正是更深入地结识中国未来学界的同仁，与他们交流。在美国，我有幸与一些用创新方式思考未来的人士进行过探讨。

目前我正在尝试与好莱坞编剧合作——因为仅仅依靠未来学家是不够的。现实是，很少有人真正关注未来学研究，但所有人都在看好莱坞电影。银幕呈现的图景，往往就成为大众认知中的未来。真正的变革力量在于制作展现乐观未来的影视作品，毕竟当前银幕上充斥着太多反乌托邦叙事。

在这个人们更常通过电影、YouTube和TikTok获取信息的时代，影响大众未来观的关键。这正是我现在努力的方向：将乐观主义未来学融入影视创作，以此影响人们、改变人们对未来的想象范式。

观察者网：这些想法太令人着迷了。感谢您持续不断的创作。通过阅读您的作品，我也被唤起了自己内心所爱。感谢您点燃了像我这样的读者对理想世界的憧憬。也感谢您今天抽空接受采访。

凯文•凯利：非常感谢。能够参与这部作品的创作是我的荣幸。正如您所说，这是我第一本中文版首发的书，特别为中文读者撰写。我真心希望中文读者能从中获得启发与助益。

我的期望是每个人都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乐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创美好未来。我们没法守株待兔。悲观主义无助于改变世界，我们需要先构想出理想中的未来图景，并坚信自己有能力把它实现。这就是本书希望传递的理念。期待各位读者的品鉴。很高兴参与今天的对话。

观察者网：非常感谢您！